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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故城遗址出土战国玉器赏析

作者:杨晓达 发布时间:2019-01-28 文章来源:孔子博物馆 点击数:

“曲阜是神农故都、黄帝生地、周汉鲁都、孔子故里,素有东方圣城之美誉。曲阜文化源远流长,从始祖文化到夏商文化,从鲁国文化到儒家文化,一脉相传,生生不息。”[[1]]鲁国故城是西周初期至战国后期鲁国的都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境内,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大封宗族勋戚,封他的弟弟、辅臣周公姬旦于曲阜,《史记》记载:“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周成王年少继位,周公因天下未定,故留京辅助成王,派子伯禽代其受封于鲁,建立都城。《尔雅·释地》载:“高原曰陆,大陆曰阜。”东汉学者应劭注说:“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2]]鲁国的领域以汶河流域和泗河的中上游地区为中心,境内平原丘陵相间,河流湖泊交错,分布着汶阳、泗西等良田,土质肥沃,都城曲阜处于这一区域的中南部,座落在洙河、沂河之间,洙河绕于成的西北两面,小沂河流经城南。曲阜作为鲁国的都城,从西周伯禽就封,世袭34代,至战国末亡于楚,延续了800年余载。

鲁故城地下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资料,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有重要的价值。建国以来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尤其是对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加强了保护与管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准,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山东省博物馆对曲阜鲁国故城遗址进行保护性勘察与发掘,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协助此次勘察、发掘。从1977年3月开始,到1978年10月结束,通过钻探和试掘,初步确定了鲁国故城是一个贯穿两周始终的国度,初步查明了其年代、形制、城市布局和地下文物的分布情况,将鲁故城内的墓葬、文物遗址划分了36处保护区,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为考证鲁故城的年代和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鲁国故城是曲阜最深厚的历史文化依托,环绕鲁国故城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群。故城内的孔庙、孔府、孔林、颜庙、周公庙等文物古迹,充实了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是构成曲阜历史环境的主要人文要素。”[[3]]

儒家思想对于玉的推崇,成为文明时代玉文化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奠定了玉文化发展的基础。《礼记·聘义》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子曰: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昔夫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可见孔子认为玉有十一德: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强调了玉的可贵不是外在美,而是在内涵与精神上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艺术精神引领着玉器在创作和思想上,不断地追求纹饰、形制、琢雕技法上的生动多变,基本上摆脱了西周时期的庄重严肃、神秘古朴的作风。鲁国故城遗址乙组墓东周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形制规整,工艺精湛,乃战国时期玉器的代表之作,令人叹为观止。

一、玉璧

玉璧是我国古代玉器中流传最久远的器类之一。形制为扁平圆形,中间有圆孔。《尔雅·释器》中记载:“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肉”是指璧的边部,一般是说璧的玉制部分,“好”是指璧的中间空心部分,从文献记载中来看,圆形有孔的扁平形玉器除璧以外,还有瑗、环。根据鲁故城出土实物来看,古代工匠没有严格规定璧的比例大小,如今文物专家、学者把边宽孔小的圆形玉器称为璧,边窄孔大的称为环;一般不再用“瑗”这一名称。

《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在古代先人的思维中,以其类形祭祀神灵,将璧琢成圆形,象征天是圆的,以苍璧礼天,“苍”在色彩上代表着深色,印证了天是苍色的含义;关于璧的喻意,古籍文献记载为圆像天,祭天用之,其实真正用意也非一语可蔽之。但璧的使用年代之长、品种之多是其他玉器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它是祭祀天地的礼器,代表礼制文化的最高境界。玉璧的纹饰随着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主要纹饰为龙纹、谷纹和蒲纹。玉璧上雕琢有成排的密集乳丁,形如倒写的“e”字母,乳丁上雕成漩涡状如同谷芽,称为谷璧,寄托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取养人之意;蒲璧指带有极浅的六角形格子纹的玉璧,是在谷纹造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代人们常常席地而坐,坐在用蒲草编织的席子上,蒲璧表达了人们对于安居乐业的向往。

      战国夔龙榖纹青玉璧(现藏孔子博物馆)         

曲阜市鲁故城遗址52号战国墓出土。位于死者胸前,亦有尺寸大小不一的玉璧放置的位置也不同,或置棺、椁内外,或置尸胸、腹、背、头等位置。此璧为青玉质,温润缜密,光泽阴阳变幻,温润典雅,如脂似蜡,玉璧上下均有黑色沁,深入玉理,肉上由两道绹纹将纹饰分为三区,内区纹饰以绹纹相隔,分成三组,每组饰双尾龙纹,一首双身,两两相交;中区浅浮雕饰谷纹;外区饰五组双尾龙纹,作俯首状;谷纹整齐精致,饱满充实,排列有序;内外边缘陡立,有扎手感;阴线有断线连接痕迹和解玉砂碾磨痕迹;地虽不平,在光线反射下光泽依旧,可见抛光技术精湛;谷纹表面有一至三道砣切痕迹,是战国玉器中典型的一种琢磨方式。此件玉璧以多层纹饰装饰于璧的肉面,又以龙纹、榖纹分三层纹饰组合在一器上的玉璧,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尺寸之大、器形规整,纹饰又如此之多者,甚为少见,这种多层纹饰玉璧将我国古代玉器的文化艺术美学发挥到了极致。

二、龙形佩

《礼记·玉藻》中记载:“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具有高雅的品性,是君子的化身,人们把佩玉作为规范自己行为方式的一种标志。玉佩原则是种统称,有单体玉佩和组合式玉佩,既能佩戴身上,又能挂在墙上起装饰作用。由于儒家思想对于玉的推崇,以及“君子比德于玉”的道德观念,传统礼器逐渐衰落,使得佩玉大为盛行,这是一种有道德修养和文化品位的象征,古人佩玉是为了彰显其权势、地位和财富,也是一种礼仪。

龙,为古人想象中的祥瑞之物,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古人心目中是个振翎万里,能升能潜,无所不能的神灵。战国时期,玉器种类繁多,龙形佩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类。战国时期的龙形玉佩注重造型、神态的变化,弯曲盘绕的身躯充满着活力,体现了玉工丰富的想象力,精湛的琢玉技术,夸张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充分体现了战国玉器的特点。

               战国谷纹夔龙形玉佩 (现藏孔子博物馆)         

这件谷纹夔龙形玉佩是在鲁故城58号战国墓中出土,因骨架腐朽,已然不能确定具体放于棺内死者的身上还是身下。青玉质,整体受沁,沁色经年历久渗于玉里;玉质温润,光泽怡人;此类镂雕龙形佩在战国和汉代均有较多出现,形似字母“S”;回首曲身龙形,体横向蜷曲,造型大气舒展,龙首独角,嘴微张,卷云鼻,斧形下颚,阴刻椭圆滴水形眼,龙身、龙尾分叉,龙爪作伏卧状;孔洞壁光洁,无砂磨、崩裂痕迹,应为管钻孔;器两面纹饰相同,线条流畅生动,有力遒劲;立边陡立,抚之扎手;阴线琢刻较深,有断刀连续的痕迹;龙身饰浅浮雕谷纹,其谷纹阴线用解玉砂碾磨痕迹明显,龙纹生动威猛,表现出一种狂放不羁、气宇轩昂且具有王者风范的艺术形象,为战国玉龙中的精品之作。

               战国榖纹夔龙青玉饰(现藏孔子博物馆)                             

鲁国故城遗址3号墓出土。器呈“S”形扁条状夔龙,弧形,青玉质,有褐色沁斑,龙俯首,上唇较长,张口,前视,眼珠边缘的眼角、眼圈磨制过度自然,背部拱起呈弧形,尾分叉,向上回卷,背部有一圆穿;龙身正面浅浮雕刻饰榖纹,浅浮雕谷纹排列错落有致,解玉砂碾磨痕迹明显,背面刻饰卷云纹,阴线勾勒线条流畅,边缘陡立扎手。“S”形玉龙佩为战国时期最常见的器类,其流行贯穿着整个战国时期,此龙形佩造型别致,身窄而长,是同类战国玉佩中不多见者,极为珍贵。

三、玉璜

     璜,常作为朝聘、祭祀、丧葬的礼器,《周礼》记载:“以玄璜以礼北方”,就是说以璜祭祀北方的神。玉璜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鲁国故城出土的这件玉璜出土时位于死者的胸腹部,作配饰殉葬。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是玉佩饰发展中的繁荣时期,品种繁多,出现了当时极为盛行的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佩饰,称为“玉组佩”,一般是由璜、珑、觿、琥、珠等玉佩饰组成。玉璜也作为战国玉组佩中的佩件,在当时甚为流行,纹饰变得多样化,由古朴端庄的礼器转变成装饰

  战国出廓双龙勾云纹玉璜 (现藏孔子博物馆)

   鲁国故城遗址52号墓出土 器扁平,黄玉质,扇形,晶莹温润,璜边缘有一处沁斑。璜身满刻勾云纹,中有一穿,璜下透雕双龙,相向而视,龙独角,张口挺胸,尾下垂卷曲,体如“S”形弯曲,龙身刻鳞纹,器两面饰纹相同;龙身形健硕,肢体柔韧,整体布局饱满,充满张力,线条娴熟流畅;造型恢弘,神态威猛,矫健有力,工艺精湛。此玉璜为“出廓式”玉璜,是在传统玉璜的形体之外,加以透雕工艺饰龙纹,采用线切割工艺加工而成,尾部交汇处尖角锋利,双向切割而成,为典型的战国出廓龙纹玉璜。

四、玉带钩

带钩是古代贵族腰带上的装饰,也是束系人们腰间革带的连接物。《淮南子》所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可以看出古人佩戴带钩的形制各不相同,质地主要有金、银、铁、玉、水晶等。在重视礼仪制度和等级的中国古代,带钩不仅为人们日常所需要,而且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演绎着古人精致的生活。春秋战国时期,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致使青铜带钩居主角地位;金、银带钩具有绚丽的色彩、艳丽的光泽,使带钩具有了身份和财富的象征;玉质带钩又将其推向一种高度——君子之德,因其洁白的质地、温润的光泽、稀有的玉材,使带钩具有一种脱俗内敛之美。

战国兽面纹黄玉带钩(现藏孔子博物馆)

曲阜市鲁故城遗址58号墓出土。黄玉质,晶莹温润,有褐色沁斑;钩为兽首形,由钩首、钩身和钩钮三部分组成,头形较小,阴线琢出兽首、眼、鼻、耳,颈细;钩身较宽,刻饰卷云纹,器面阴线刻兽面纹,曲线流畅,镂雕勾卷兽角;器背刻饰带角勾云纹,雕一圆形钮,钮面饰卷云纹。玉带钩始于春秋时期,流行于战汉,延续至清,战国时期的带钩,造型及纹饰千姿百态,钩首常见有螭、龙、虎、凤、鸟、鸭等形状。战国中期,玉带钩的制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出土数量多、工艺精致,钩首、钩体、钩钮组成的带钩基本定型。头小,颈部变细,阴线刻兽面纹、几何纹、祥云纹等纹饰,腹背面置钮,钮大而圆。

五、圆雕玉马

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中可以看到玉猪龙、玉鸟、玉蝉、玉鹰等圆雕动物形象,这些早期圆雕动物形象的玉器,制作工艺较为简单古朴。由于圆雕动物玉器用材坚硬,立体感强,加工难度大,与平面玉器差异较大,雕琢技法难度更高,特别是用精确的比例来体现动物的形象和神态,具有高度的写实感。战国时期,伴随奴隶制的解体、封建制度的确立,社会动乱,礼仪制度日益衰微,玉器纹饰上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圆雕玉器逐渐展露头角

战国圆雕黄玉马(现藏孔子博物馆)

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3号墓出土。圆雕立马,黄玉质,晶莹温润,有褐色沁斑。马呈站立姿态,昂首竖耳,张目前视,马口微张,鼻有双孔,马鬃突起,马尾打髻,腿部肌肉清晰,马蹄分明,前腿垂直,后腿微曲,立于方座上。此器工艺精堪,运用圆雕、“俏色”技法,光泽如蜡脂光,光感肥厚,雕琢玉马神形兼备,栩栩如生。据出土文献记载,玉马始见于商,战国时期的玉马,线条遒劲有力、转折自然,使之玉马逐步立体化。单线雕刻、双线勾勒、浅浮雕、剔地平面雕、圆雕等战国时期玉雕的雕琢技法都在鲁国故城遗址三号墓出土的玉马上发挥的淋漓尽致。在考古发掘史上,出土的战国圆雕玉器非常少见,孔子博物馆馆藏战国圆雕玉马,于鲁国故城遗址中发掘出土,器形完整,形象生动,在准确表现出动物形象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特征的强调,进一步雕琢出其性格,从而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特别是在线条,鬃发,眼睛,尾巴等部位的精细雕琢,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六、玛瑙环

西周时期,用玉等级制度严格,玉组佩中的主要构件如璜、玦、环、觹等基本为玉质,玛瑙当时只能以小构件的形式出现在玉组佩中。进入东周时期,由于传统封建制度遭到破坏,诸侯连年征战,社会秩序混乱,伦理道德日渐崩坏,导致用玉制度日渐松弛,因此玉组佩构件中出现了玛瑙质配饰,一时成为这战火连年时代的财富象征。

 

战国红玛瑙环(现藏孔子博物馆)

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58号墓出土。玛瑙质,呈红色,有白色瑕斑,纹理如流去缭绕,环内厚外薄,内缘打磨呈四棱面,外缘磨边,琢磨光滑,环截面呈菱形。

战国绿玛瑙环(现藏孔子博物馆)

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58号墓出土。玛瑙质,呈绿色。纹理鲜亮,如海草缠绕,加工规整,磨制光润。面呈斜削状,边缘扁薄,近孔处较厚,环体内、外边缘部分均以倒棱方式进行磨制。

从古至今,人们尊玉、爱玉、用玉、佩玉、藏玉之风经久不衰,中华民族将玉与人性相结合,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密切相关,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寄托和价值取向,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颗闪耀的明星,是中华之魂、华夏之瑰宝。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的这批玉器,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我们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来的最权威的证据,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具有特殊意义的珍贵历史文化产物。

 



[[1]] 孔德平、彭庆涛:《游读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第1页。

[[2]] 《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应劭说。

[[3]] 孔德平、彭庆涛:《游读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第310页。

 

参考文献:

[1] 孔德平、彭庆涛:《游读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3月。

[2] 故宫博物院:《古玉精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3月。

[3] 杨春炳:《“古八德”研究与故事新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2月。

[4] 王文浩、李红:《战国玉器》,蓝天出版社,2007年6月。

[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出版社,198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