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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亲祀孔子与孔庙祭器浅说

作者:杨晓达 发布时间:2019-02-14 文章来源:孔子博物馆 点击数:

摘要: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被历代帝王奉为“帝王之师”。自汉高祖刘邦以太牢祭祀孔子以后,古代帝王纷纷效仿。本文着重介绍帝王亲至曲阜祭祀孔子及御赐祭孔礼器,除了帝王御赐礼器之外,历代官员、孔子后裔纷纷效仿定制祭祀礼器。这些祭祀礼器承载着历代帝王及官员祭祀“至圣先师”的庚续,传承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中国传统祭祀文化。

关键词:孔子,孔庙,祭祀,祭器

孔庙是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庙宇,又称文庙、夫子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殿。由于中国历史上尊孔崇儒之风盛行,在清代,孔庙已有2000余座,分布在全国各地,至今保存尚好的近百余座,尽管有南北东西的地域性差异和历史性差异,但各地孔庙的形制与祭祀活动都遵循一套共同遵守的原则,那就是无论级别高低,其精神如一。

世界上第一座孔庙是孔子故里曲阜孔庙,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78年,《孔氏祖庭广记·崇奉杂事》记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守陵庙百户即阙里先圣之故宅,而先圣立庙至此始也。”由此可知,孔庙始建于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是孔子辞世后的第二年,以孔子所居故宅三间立为庙。鲁哀公将孔子住过的草堂进行了改建,将孔子生前穿过的衣服,戴过的帽子,看过的书,使用过的物品,放置供桌上进行祭祀,在草堂外布设礼器,并亲写祭文哀悼孔子,原始的“孔庙”就这样形成了。

“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秦始皇下令将各地郡县的孔子庙堂拆除,“孔庙”从此不存。直到刘邦攻下秦朝都城咸阳之后,孔子再传弟子和曲阜儒生在孔子庙堂故址之上,重新修建。从《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中可知,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 鲁相韩敕以官钱修饰孔庙,才逐步使之成为官设的庙堂,后经历朝历代整修拓展,规模逐渐扩大,至明清时形成现代之规模。

《礼记·祭法》记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古时,只有为国为民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可以被人祭拜,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博大精深,他提出“仁”的核心,“礼”的形式,“中庸”的方法论等,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首当受人祭拜。孔子的伟大,不仅是他创立了被后世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儒家思想,更主要的是他在2000多年前能首开私学之风,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历史打破陈规,使平民百姓也有机会接受教育,总结出一套对后世教育具有指导意义的教学思想和理念,“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观念无疑具有永恒性的价值。孔子死后,历代帝王、民间组织、孔氏家族等都有尊崇与祭祀孔子的绵长历史。

一、帝王至曲阜亲祀孔子

(一)汉高祖刘邦

古代帝王到曲阜祭祀孔子的一共有十二位,始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汉书·高帝纪》:“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汉高祖刘邦到曲阜祭拜孔子,开创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后代的帝王多有仿效。汉高祖十二年,淮南王黥布造反,刘邦御驾亲征,后至曲阜祭拜孔子,声势浩大,首先接见了孔子后裔及曲阜儒生,用当时最高的祭祀礼仪太牢祭拜孔子,将祭孔礼仪规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受汉禄。

刘邦作为第一个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古代帝王,揭开了帝王祭孔、尊孔的新篇章,为后世祭孔奠下了基石,同时将儒家思想推到政治舞台,泽及孔子后人,对孔子嫡孙加官封爵,孔子嫡孙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延时最久的贵族世家。之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又为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提供了保障。同时祭孔典仪的规格、礼制也随之逐步演变成国家礼仪制度,称之为“国之大典”。

(二)光武帝刘秀

自汉高祖刘邦亲至曲阜祭祀孔子之后,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到孔庙祭祀孔子。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总结西汉治国经验,以儒家思想治国,并于公元29年到曲阜,命大司空宋弘以太牢祭祀孔子。《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了这次祭孔:“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刘秀在曲阜期间,不断向随从官员讲释孔子的仁礼思想,启教官员,借孔子的儒家思想加强了统治力量,对东汉初期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汉明帝刘庄

汉明帝刘庄为太子时,曾跟随父亲刘秀至曲阜祭祀过孔子,亲眼目睹了父亲尊孔崇儒的实际行动,深受其影响。他倡导孔子的仁义礼智,尊君亲王的思想,并于公元72年至阙里孔庙,亲祀孔子。到曲阜后,召集曲阜儒生,畅谈孔子思想在治国中的重要性,并用孔子的学说贯疏群臣,用“礼”的方式约束朝臣关系,对统治朝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载:“……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

(四)汉章帝刘炟

汉章帝刘炟是东汉的第三位皇帝,他追随先帝的治国策略,重视对孔子思想的运用,于公元85年,亲率文武百官到曲阜朝圣,祭祀孔子,文武百官紧随皇帝祭拜,鸣乐起舞,群臣尽显礼仪风范,使此次祭孔比光武帝、明帝时期的更加隆重,同时赐予孔庙五件祭祀礼器。《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三月己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版,卷十,图考第二之八记载:“谨按阙里孔子庙旧陈汉章帝所留五尊,曰太尊以陶为之,素质无欵识,曰犧尊、曰象尊、曰山尊、曰雷尊皆铜质有篆文识汉元和二年铸,与太尊共一案……。”

(五)汉安帝刘祜

继汉章帝亲祀孔子之后,汉安帝刘祜于公元124年率群臣至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孝安帝纪》:“三月甲午,陈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刘祜利用儒家思想整治朝纲,管理群臣,加强统治力量,他是东汉最后一个亲祀孔子的帝王。

(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由于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东汉末年道教的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化步入了一个多元化融合的历史时期,祭孔礼仪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提升,孔庙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亲幸曲阜,亲自祭祀孔子,开少数民族皇帝祭祀孔子的先例。他下令为孔子墓栽树建园,修饰墓碑,行鲜卑礼与汉礼,召见孔子后裔。正是孝文帝的尊孔崇儒,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利用儒家思想治国,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以少数民族统辖大半个中国的辉煌历史。

(七)唐高宗李治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一方面吸取随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一方面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倡导儒学,推行仁义之道作为治国根本。公元666年,唐高宗李治到曲阜以太牢亲祀孔子,并下诏修建孔庙,以孔子为“太师”,并刻碑铭记祭祀孔子及加封孔子的过程,现保存在孔庙十三碑亭内。公元670年,又下诏将全国州县的孔庙进行重新修缮。

(八)唐玄宗李隆基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继位之后马上进行改革,下令禁止民间铸造佛像,没收各地寺、观、法占用的用地,整顿财政,重新树立儒家思想观念,经过近十年努力,唐朝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唐玄宗十三年(公元725年),皇帝为进一步加强统治,率群臣至曲阜亲祀孔子,亲拟诏书盛赞孔子:“孔宣父诞圣自天,垂范百年,作王者之师,开生民之耳目。”于开元二十七年正式册封孔子为“文宣王”。

(九)后周太祖郭威

五代时期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于公元952年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恢复唐封“文宣王”称号。后周太祖郭威此次祭孔有两个目的:一是尊孔崇儒,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纲常;二是通过祭孔广招儒生学士,为后周的治国吸引人才。

(十)宋真宗赵恒

公元977年宋真宗赵恒继位,勤于政事,利用儒家思想规范朝纲,使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于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率领百官到泰山封禅,并亲赴曲阜祭孔。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康熙版《幸鲁盛典》记载:“朕以纪号岱宗,观风广鲁,载怀先圣,实主斯文……。”于是宋真宗率随从官员顶着严寒到曲阜祭拜孔子,并召见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延世、孔延泽,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典礼,期间宋真宗又到孔子父母庙堂行祭拜礼,后至孔林孔子墓祭拜,超出了过去帝王祭祀孔子的礼仪。

(十一)清圣祖康熙

顺治年间,尊孔思想为治国纲常,朝廷收拢汉学儒生参谋议事,年少的康熙对学习汉族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继位之后设立南书房,广用汉族儒学能士,入南书房之人不仅饱读诗书,还能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由此可见康熙对儒家及儒生的重视与重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率文武百官到曲阜孔庙亲祀孔子,孔子第六十六代孙孔毓圻跪迎,赐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孔庙殿中。祭祀返回皇宫之后,御书大幅赞文,并立碑于曲阜孔庙,以示后人。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用孔子儒家思想治国的帝王中最杰出的代表,在他的影响之下,雍正、乾隆都以尊孔崇儒为国策,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历史局面。

(十二)清高宗乾隆

乾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到曲阜祭祀孔子次数最多的古代帝王,据《孔府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即位后曾八次亲祀孔子,分别为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并御书孔庙、孔府、孔林主要的门坊、匾联,从孔庙外墙的“万仞宫墙”到大成殿内的“与天地参”匾联,无不彰显出乾隆皇帝尊孔的虔诚。 

二、帝王御赐祭祀礼器

历代帝王不仅亲自到曲阜礼瞻祭祀孔子以示尊崇外,还颁赐祭祀礼器于孔庙以示虔诚。

(一)、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版,卷十,图考第二之八记载:“谨按阙里孔子庙旧陈汉章帝所留五尊,曰太尊以陶为之,素质无欵识,曰犧尊、曰象尊、曰山尊、曰雷尊皆铜质有篆文识汉元和二年铸,与太尊共一案……”东汉元和二年,汉章帝刘炟专为曲阜孔庙祭祀孔子而制造了五件祭器并留于孔庙,分别为铜牛尊、铜象尊、雷纹铜尊、山纹铜尊、陶太尊,现均以收藏在孔子博物馆。

(二)、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板,卷九,图考第二之七记载:“雍正十年奉领养心殿制造珐琅供器铜香鼎一、香盒一、烛台二、花瓶二,内安松、竹、梅花二树,金龙朱漆几五……几所以安香鼎、烛台、花瓶者也。香鼎几一,高二尺九寸八分,圆径一尺五寸,烛台几二,花瓶几二,各径圆一尺四寸,其高同鼎几,朱漆金饰,其光如泽。”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赐予曲阜孔庙祭器,从以上记载中可知,与五供同时颁赐的还有一件珐琅香盒,五个金龙朱漆几,松、竹、梅花二树等,但现已无存,只保存下来珐琅香炉一件、珐琅尊二件、珐琅烛台二件,现均以收藏在孔子博物馆。

(三)、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板记载:“乾隆三十六年,皇上临幸释奠……阅视所列各器不过后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古……著仿太学之例,颁内府所藏姬朝铜器十事,备列庙庭用。……衍圣公孔昭焕率其族属恭迎,祗领具折叩谢,敬藏礼器库内,祭祀则恭陈于殿中……。”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专从内务府拨给曲阜孔庙十件商代、周代的青铜礼器,陈列于大成殿,为祭孔时使用,分别是木工鼎、牺尊、伯簋、父乙卣、宝簠、亚弓觚、夔凤豆、蟠夔簋、饕餮甗、四足方鬲,简称商周十供,现均以收藏在孔子博物馆。

帝王御赐祭器,力求表达帝王虔诚的心意和至尊的朝威皇仪,无不彰显出端庄、秀美、简约神圣的和谐之美,乃国之重器。可感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渥,承载着历代帝王祭祀“至圣先师”的庚续,传承着中国传统祭祀文化。

三、官员定制祭祀礼器

除帝王御赐礼器之外,历代官员也纷纷效仿定制各种祭祀礼器荐于孔庙。孔子博物馆保存至今的主要以元、明、清三代的祭祀以铜礼器为主。主要有明成化乙巳(公元1485年)监察御史林诚、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山东巡抚钱钺、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兖州知府罗凤、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山东巡抚李戴等相继制造的礼器,有簋、盨、簠、豆、登、鉶、爵、罍、洗、鼎等。

曲阜孔庙从“故宅三间”到清代完成现存的规模和完备的祭祀礼制,沿袭了中国历史二千多年的祭祀文化,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荣辱中完成了辉煌而又庄严的历史塑造,成为一座最为神圣的历史文化圣殿。作为专祀孔子的全国性庙宇,在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礼制的中国,孔庙的祭祀就自然而然的被纳入礼制的范畴。历史上共有十二位皇帝亲祀孔庙,并留祭器于孔庙,以及历代官员、孔子后裔所定制的祭器,进一步昭示了对孔子的敬意。帝王亲祀孔子,体现了帝王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崇,成为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表现形式。于此,曲阜孔庙记录着我国古代祭祀孔子的延绵历史,代表着历代帝王及孔子后裔对孔子的尊崇,承载着我国祭祀文化的规格,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精神,更是我国文脉之所系。

 

参考文献:

[1] 孔德平、彭庆涛、孟庆涛:《祭孔礼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9月。

[2] 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板,1774年。